关于发展农村新集体经济，我有以下思考。

　　一、优化行政环境，慎用行政手段。

用高度行政手段干预农村经济，基本上都起到了揠苗助长的作用。从人民公社运动到上世纪八、九十年代的乡办、村办企业，我们经历过的教训已经太多。农业专业合作社的发展，也由于高度依靠行政手段推广，层层下达指标，导致合作社鱼龙混杂，多数有名无实。

这里，我重点谈一下塘约道路。

贵州省安顺市塘约村两年多来的改革实践，是发展村级集体经济、破解“三农”难题的有益探索，值得我们认真研究。

但是对于塘约模式目前能否在全国范围通过行政手段大面积推广，我持观望态度。

发现和培养左文学这样的农村精英不可能一蹴而就，而增强各级领导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共识和能力，打造适宜集体经济、合作经济发展的行政环境，更需千日之功。依靠行政手段一哄而起推广塘约道路，这是我能够想到的毁掉塘约道路的最佳捷径。

安顺市委书记周建琨同志在一年多时间内光临了塘约村11次！由此可以折射出塘约改革背后的行政环境。周建琨为伯乐，左文学是千里马，左文学幸运遇到了周建琨，于是产生了塘约模式。而放诸全国，这无疑是一个偶然事件。

《塘约道路》中列举了一个工作实例：“某残疾人，由于不交卫生费，被村里停发了低保费。”乡村干部明白，在大多数地方，如果该残疾人选择上访，乡村两级的接访、维稳费用，一年一万元不够；如果选择去纪检委举报，这无疑又是一件侵害群众利益的典型案件，从乡长到分管民政的副乡长，从包村乡干部到村两委主干，都得被问责，村支部书记、村民委员会主任还可能被定性为村霸！村规民约不可能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。

建立激励干部干事创业、宽容失败的容错机制，是优化行政环境的第一步。否则，伯乐遁世，千里马骈死于槽枥。

复制塘约模式，首先需要复制伯乐（行政环境），再由伯乐去挖掘千里马（农村带头人），这个顺序不可倒置。要大力优化行政环境，但是慎用行政推广手段。否则，很难避免重蹈推广农业专业合作社的覆辙，挫伤广大干部群众发展集体经济、合作经济的积极性。

　　二、增加涉农投入，慎用直接补贴。

（一）对农业经营主体的直接财政补贴政策，弊大于利。

近日媒体曝光了广西某地农民利用自己成立的农业专业合作社，自制补助名单，并让村民签字，从而套取了国家补助款7万余元。我相信类似案件全国范围还有很多。在扶持种粮大户和家庭农场工作中，一些农户通过虚假流转耕地等方式申报补贴，由于实际认定操作困难，给乡镇工作带来很大压力，由此引发许多干群矛盾。

无论是扶持家庭农场、农业龙头企业，还是扶持农业专业合作社或村级集体经济，我认为都应该慎用直接财政补贴政策。对种粮大户的直接补贴，就是对小农经营的不公平。在监管存在重大漏洞的情况下，农业直接补贴政策，会激励许多农业经营者不把主要心思放在提高农业生产力上，而是处心积虑疏通关系，把精力投入到谋求各种惠农补贴上。这不仅导致财政支农惠农资金浪费流失严重，对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自身的健康成长，也极为不利。

（二）从总量上进一步加强财政支农投入力度。

1、拓宽农村金融产品的创新渠道。

融资难、风险大是制约农业规模化经营的重大瓶颈。应该大力创新农村金融的抵押担保机制，扩大农业保险补贴范围。我乡有一个规模养鸡场，融资100多万，全部都是高利贷。由于从正规金融机构贷款难，保险产品缺失，遇到今年鸡蛋价格暴跌，该养殖户面临破产绝境。

在商业银行纷纷远离农村的大背景下，应该加大财政投入，支持农村互助金融健康发展，这也是建设扶贫长效机制的重要抓手。

2、完善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。

县乡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投入不足,基础条件落后，无法满足农民的生产要求。

2014年，魏家坡村日光温室蔬菜大棚经营户杨向荣选择了蘑菇种植。由于当地缺乏技术人才，先后聘请过山东和内蒙的技术员指导种植，走了许多弯路。后来，产品上市了，市场服务又跟不上。小县城消费能力非常有限，往周边地市销售又缺乏市场信息和配套物流服务。最后大量蘑菇倒掉，菜农损失惨重。

羊道沟村刘栓柱，规模养羊500余只，前年爆发过一次疫情，请了当地多个兽医都没有效果，死了一百多只羊。后来电话求助了辽宁盖县某种羊场的技术员后，才控制住了疫情。

今年，大刘家湾村民刘贵平，想引进黑枸杞种植。和我探讨过几次，我帮助去咨询过本县的农业技术员，由于能够得到的指导非常有限，最后没能实施成。

所以，下一步，我们应该加大水利、农机、农技、兽医等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力度，在提高农业技术服务能力的基础上，强化涉农综合信息、农产品营销、劳动力转移培训等服务。

　　三、营造让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。

营造公开透明的政务环境，提高政府服务效能，为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高效便捷的行政服务，促进农民创业、农业创新；建立全国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，严厉打击商业欺诈、假冒伪劣、违法广告；用法治保障各农业经营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，遏制限制竞争、扭曲市场的行为。

小农家庭经营、种粮大户、家庭农场、农业专业合作社、农业龙头企业、农村集体经济组织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孰优孰劣，通过市场公平竞争来说话。用农民自己的话说，就是“是骡子是马，拉出来遛遛”。

我相信，各种经营形式在此消彼长中共同发展，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。老百姓是理性的，沿着哪条道路有饭吃，有好日子过，就会支持和追随。

　　四、加强集体经济理论研究。

相对于西方经济学，对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理论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。发展集体经济理论，我们必须借鉴西方经济学的研究成果。这是一种文明的继承和发展，而不是盲目的排斥和否定。一些学者指出的发展集体经济存在的诸多弊端，论证严谨，我们应该虚心学习，逐步超越。

同时，我们也不能妄自菲薄，丧失理论自信和道路自信。

人民公社时期的集体经济失败了，不能说明集体经济自身缺乏生命力。这是由于我们当时管理集体经济的经验和能力不足，过度依靠行政手段推动，走了极端。如果在阿里巴巴或者微软这样的现代企业内，整天搞阶级斗争，用不了一年时间企业也得倒闭。

还有学者拿负债率问题来否定华西和南街。而美国人均负债5.9万美元，据说国人依然安居乐业。

发展社会主义集体经济，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逾越过的社会治理高度。我们必须加强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，逐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理论体系，从而更好地指导集体经济实践，实现全民共同富裕。

　　五、狠抓党建工作，培育各级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共识和能力。

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历程，几乎就是一部去集体化史。许多党员干部甚至领导同志内心深处抵触集体经济、合作经济思想。

发展农村集体经济，关键在于发挥党支部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，强化基层组织的战斗力和执行力。而各级党委书记又是抓好基层党建工作的关键。时代呼唤左文学这样的基层党支部书记，更需要周建琨式的敢于支持、善于培养农村带头人的领导干部。

发展集体经济不能违背经济规律，只有在公平的市场竞争中，才能让我们掌握管理集体经济的本领，才能逐步壮大集体经济，激发集体经济的生机和活力。

培育党员干部发展集体经济的共识和能力，是实现全民富裕、建立扶贫长效机制的关键，也是关系我党兴衰存亡的重大考验。

如果有一天，全国没有了华西，没有了南街，没有了塘约，没有了集体经济的星星之火，而我们还在说自己走在社会主义道路上，这样旗帜和道路分离，必将导致官员指鹿为马、群众心口不一、民族信仰缺失。“党将不党，国将不国”。这一点，必须引起全体党员的警醒。

危险距离我们还有多远？答案就在新时期的党建工作中。

作者单位：山西省忻州市五寨县新寨乡人民政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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